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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别山精神的历史形成——基于组织建设视角

  大别山精神历经中国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期间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成熟四个阶段。中国组织机构在大别山地区的长期存在,保证了大别山精神产生的领导力量。党的组织体系在大别山地区的深入发展,汇聚了大别山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党员干部队伍在大别山地区的规模发展,锻造了大别山精神形成的先锋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河北西柏坡、山东沂蒙、福建古田、安徽金寨、陕西延安、甘肃高台、河南新县等革命老区视察,革命老区处处镌刻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红色足迹,也时刻回响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谆谆教导,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河南视察期间,明确提出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以及大别山精神的肯定,为我们更好研究认识大别山精神指明了根本遵循。

  大别山精神通常被界定为从中国的创建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中国的领导下,为了民族解放、人民独立,在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认知、情感、意志以及行为倾向的总和,其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精神,是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本内涵方面,大别山精神是一种紧跟党走、不胜不休的斗争精神;是一种爱党爱国、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是一种勇挑重担、勇当前锋的担当精神;是一种顾全大局、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是一种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

  大别山精神扎根于大别山这一独特区域,历经中国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期间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成熟四个阶段。

  (一)大别山精神孕育在中国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大别山区逐渐传播开来,党的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别山地区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在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高语罕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培育下,尤其是董必武等人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以朴诚勇毅为校训,培育大批具有信仰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结合本地实情、立足本地文化,在轰轰烈烈的农动中,开始悄无声息地孕育着大别山精神。

  (二)大别山精神形成在中国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整个大别山地区,在中国的领导下,首先开启了黄麻起义等三次武装起义,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开创了仅次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革命根据地;其次,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坚持和保卫了鄂豫皖苏区;最后,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主要成就上,主要是探索实践了等关于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同时,围绕着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中心任务,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民展现出了一种既熔铸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根本宗旨、政治本色和道德情操等又兼具大别山地区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的革命精神——大别山精神,大别山精神在内涵中的斗争、奉献、担当、团结以及进取等基因要素得以相对完整的表现。

  (三)大别山精神发展在中国领导的抗日战争时期。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更好发动鄂豫皖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整个大别山区形成了豫南的竹沟、鄂东的七里坪和鄂中的汤池三个战略支撑点。随着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整个鄂豫边区统一了领导,创建了军队——鄂豫挺进纵队,后来又发展为新四军五师。鄂豫边区党政军民在长期的敌后斗争中,使大别山精神的内涵拓展到不畏强暴、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层面。

  (四)大别山精神成熟在中国领导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原突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等重要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中原突围的胜利,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刘邓大军克服重重困难,千里跃进于此,推动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大别山精神也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最终凝结出大别山精神的基本内涵。

  大别山精神作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得以孕育生成的首因是中国的领导,根本原因是中国党的组织在大别山地区的普遍存在及发展。

  (一)中国组织机构在大别山地区的长期存在,保证了大别山精神产生的领导力量。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13位代表中,来自鄂豫皖大别山区的就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3人。不久陈潭秋等回到家乡黄冈,在共存社成员及浚新学校、聚星学校、青黎学校的师生中发展党员,于同年11月,指导成立了陈策楼和八斗塆两个党小组,党小组组长分别为萧人鹄、胡亮寅,这是整个大别山区成立最早的党组织。1922年两个党小组发展为两个党支部,这是鄂豫皖大别山地区成立最早的党支部,陈策楼党支部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国党的组织一经在大别山区扎下根来,就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虽历经艰难,多有起伏,但党的组织在这里二十八年从未间断。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正是党的组织在大别山区的长期存在,才在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领导,保证了大别山革命斗争方向及其不断的胜利。

  1.中国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大别山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在鄂东,到五大前后,黄冈、黄梅、黄安、黄陂、麻城、罗田、蕲春、蕲水(今浠水)都建立了党的县委员会,县委下辖区委、区委下辖支部。如,1927年5月,中共黄冈地委改建为中共黄冈县委,县委下辖16个区委。[]中共黄梅地委改建为中共黄梅县委员会后,县委下辖一区(城关)、二区(土桥、停前)、三区(独山)、四区(大河)、五区(蔡山)等5个区委和一个直属支部,共有党支部42个[]。在豫南,自1925年7月至1927年6月,仅以信阳地区而言,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就下辖信阳、光山、罗山、商城等县城区域内的17个党支部。皖西党的基层组织是从寿县开始并逐渐发展到六安、霍邱、今金寨等皖西地区的。自1922年春至1927年7月,先后成立19个党小组、9个支部、5个特支、1个县委。

  另外,湖北孝感地区的大悟县、安陆县、孝昌县等地也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范围之内。据统计,到1927年4月,孝感各县已建立党的特支、部委3个,支部27个,党小组9个。

  2.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地区党的组织建设。1927年10月,在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下,黄麻特委成立,机关设在黄安七里坪,黄麻特委成功领导了黄麻起义。为更好推动鄂豫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1928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撤销黄麻特委,另行并成立鄂东特委,机关设在光山县柴山保地区。1929年4月,湖北省委又指示鄂东特委与京汉路特委合并为鄂东北特委,在鄂东北特委的领导下,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初形成。中共河南省委为在豫东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于1928年2月成立南五县特委,9月改建为豫东南特委,1929年5月又改建为信阳中心县委。期间,因联系中断,豫东南特委同鄂东特委商定,将商南党组织暂时委托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于1929年3月成立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商南起义,建立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12月,遵照中央指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选举成立鄂豫边特委。中共安徽省临委为在皖西发动武装起义,于1927年8月成立六安特区,1928年1月,鉴于六安、霍山、霍邱三县起义条件较好,将这三个县党组织合并为六霍县委。1929年6月及10月又分别成立安庆、六安两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六霍起义,安庆中心县委指导潜山县委发动请水寨起义,共同创立了皖西根据地。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11月曾中生被中央派到鄂豫皖边区,12月,成立鄂豫皖临时特委,次年2月又改建为鄂豫皖特委。为推进长江以北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党中央决定,1931年5月,中共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成立。1932年1月,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鄂豫皖省委。1932年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鉴于大部分省委委员随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鄂豫皖省委决定组成新的省委常委会。1934年11月,在中央的指示下,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离开鄂豫皖。鄂豫皖省委转移后,根据地没能重建省委,原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领导鄂东北、皖西北两个道委开展工作。自1934年11月至1937年10月期间,在鄂东北苏区,主要有鄂东北道委等党的组织;在皖西北苏区,先是中共皖西北道委领导所属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后中共商南县委和中共皖西特委领导所属党组织坚持斗争。

  3.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党的组织建设。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冬,在中共湖北省委(含省工委、临时省委)、中共河南省委、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大别山地区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是中共湖北省委(含省工委、临时省委)在黄安七里坪和应城汤池举办训练班,中共河南省委在确山竹沟举办训练班,中共安徽省工委在立煌等地举办训练班,对巩固和发展大别山地区的党的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豫南地区,先是将中共鄂豫边区特委改建为中共豫南特委,新的中共豫南特委组成后,以信阳县北部尖山为中心,向周围的村镇展开工作,到1938年5月,共发展8个支部,500余名党员。[]在豫东南,1938年6月,中共豫东南工委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改建为豫东南特委,全面开展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在鄂东地区,1938年6月,中共鄂东特委成立,之后,中共经光县委、中共罗南县委等党的组织组建恢复并健全起来。在鄂中地区,1938年6月,中共鄂中特委成立,鄂中各县党的组织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皖西地区,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辟大别山区工作的指示,中共安徽省工委在六安县成立,之后,中共寿县中心县委、中共舒城中心县委等党的组织先后被建立起来。

  自1939年初至1940年冬,覆盖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等区域的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大别山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中原局在撤销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河南省委和安徽省工委的同时,决定成立鄂豫皖、豫鄂边、鄂西北、鄂中4个区党委,11月,为进一步发展鄂豫边区敌后游击战争,中原局又决定撤销鄂豫皖、鄂中、豫鄂边三个区党委,组建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和河南省委、皖西省(工)委。豫鄂边区党委成立后,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10月,先后组织召开3次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大力发展党组织,同时也根据基本区内党组织普遍发展出现的问题,强调抓好党组织的整顿及巩固工作。1942年6月,华中局请示中央后决定,将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鄂豫边区彻底实现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1944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决定将鄂豫边区改称豫鄂皖湘赣边区,成立豫鄂皖湘赣边区党委。

  另外,在皖西,中共皖西省委于1940年2月成立,机关设在立煌县石峡口,下辖立煌、霍邱两个中心县委。1940年5月,因加紧,形势恶化,省委及下辖组织均被撤销。之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未再建立党的省级组织。[]皖西地区主要是在中原局以及华中局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立煌县委、英立霍太岳五县边区工委、寿县县委、寿六工委、舒桐潜中心区(工)委等党的组织。

  4.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党的组织建设。1945年9月,鄂豫皖中央局在湖北应山县正式组成,此后,鄂豫皖中央局对抗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党组织进行调整,相继成立鄂东、江汉两区党委,原所辖河南境内党的组织划属河南区党委领导。10月,遵照中央指示,鄂豫皖中央局更名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下辖鄂东、江汉、河南三个区党委。其中,鄂东区党委先后下辖地委1个,中心县委5个,县委(工委)15个。[]1946年2月,由于形势恶化,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组建中共鄂东地委,代行区党委职权。6月,中共中央中原局随中原主力部队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鄂东区党委、鄂东地委正式撤销。7月,为坚持在大别山游击战争,中原局指示,组建中共鄂豫皖地委,年底,鄂豫皖地委主要领导人先后转移,鄂豫皖地委随之撤销,之后黄冈、罗(山)礼(山)经(扶)光(山)、鄂皖边等中心县委分别独立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47年秋后于刘邓大军会师为止。

  在豫南地区,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以原中共河南(桐柏)第四地委为基础,成立中共豫南地委,下辖信阳、桐柏、确山、随县等县党组织。3月,中共中央中原局转移至湖北宣化店地区后,组建中共豫东南地委,下辖经扶、光山、罗山县党组织,中原突围后,因主要领导随中原部队突围转移,地委随之撤销。之后,在这一地区还先后组建了中共豫东南工委、中共鄂豫边工委等党的组织。

  在皖西地区,1945年10月,舒(城)桐(城)潜(山)工委正副书记张伟群、杨震率领的游击队在桐城蒋铁乡孙家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之后,工委以桐城、潜山、舒城3县边区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至1947年春,建立了中共舒(城)六(安)、潜(山)太(湖)、岳(西)北3个县委和桐(城)庐(江)、庐(江)北2个工委。[]

  1947年8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进入大别山后的行政区划和党政军组织的建设问题,并发出了《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将鄂豫皖边区分为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4个工作区,后因为斗争形势的变化,取消了鄂皖区。10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决定在原三大区的基础上,撤销归并,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委。至11月,随着鄂豫区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5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所辖各县党政军组织均已建立。[]同期,皖西解放区的创建工作全面展开,11月中旬,中共皖西区党委在岳西县正式成立,到11月下旬,中共皖西区党委先后建立3个地委及专署、军分区等。

  1948年春,刘邓大军主力奉命转出大别山,面对对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全面进攻,中共鄂豫、皖西区党委,在政治、军事方面采取重大措施,充分调动党政军民各方面积极因素,开展英勇顽强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

  (二)党的组织体系在大别山地区的深入发展,汇聚了大别山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从党组织的发展来看,大革命时期,党的基层组织确立最初定为组(二大党章),后改为(三大党的章程)小组,党的四大将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组织,党的五大明确了党的领导权地位,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建设,五大通过的《中国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进一步将党的组织体系划分为: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的组织、党的支部。六大通过的党章,将党的组织体系划分为党的支部、区委员会、县或市委员会、特别区(几县或几省交界区域)、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七大 通过的党章提出了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并规定在数省或几个边区范围内,得成立中央局与中央分局。在鄂豫皖大别山地区28年的革命斗争期间,党的组织从未间断,党的组织系统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有非常完善的时期,建立的组织有党的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及党的支部等,也有党的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的时期,根据地严重萎缩,党的组织大部分转移或被取消。正是党的组织在鄂豫皖大别山地区的以非常完善的体系性的存在,才汇聚了大别山地区广大的党政军民,他们紧紧围绕着党的组织,在一个个党的战斗堡垒中,排难创新、不胜不休,创建了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四度辉煌[]。

  1.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到1927年7月前后,可以说党的组织在鄂豫皖边区得到了非常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从最初的小组到支部、特别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县委会等,其中有中国中央在探索建党时期的总体要求,也有鄂豫皖边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动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具体实情。但总体来看,整个鄂豫皖边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党组织在县域范围内的覆盖,形成了县委、区委以及支部等非常完善的基层组织体系。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工农运动。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从1926年到1927年5月,黄安、麻城、黄冈、信阳、商城等近15个县先后成立了县农民协会或筹备处。据不完全统计,下辖区农民协会153个,乡农民协会2149个,会员达106.8万余人;皖西各县虽未成立县农民协会,但区、乡农民协会大多成立,每区会员均有1000人左右。[]其中,仅鄂东北地区农协会员就超过70万人,单单黄安麻城两县就超过18万人。[]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农动,鄂豫皖边区的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亦开展起来了。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工人、青年、妇女纷纷聚集在党的周围,一起汇成了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的洪流,也形成了这一时期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主体力量。

  2.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大别山地区曾创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革命势力控制的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0万,建立起了红安、麻城 、黄冈、罗山、光山、霍山、霍邱、舒城等26个县的县级革命政权,在根据地建设达到鼎盛时期的同时,党的组织系统也达到了最为完备的时期。形成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豫东南道委、鄂东北道委、皖西北道委等党的组织,道委下辖若干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下辖若干县委、县委下辖有区委、支部等,应当说形成了完备的地方组织系统。自1930年2月到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大别山根据地先后建立县级党组织56个。这一时期,大别山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带领下,积极参军参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鄂豫皖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据记载,1931年五月上半月中,黄麻曾动员了二千以上的农民参加红军。[]从一九三一年春到一九三二年春一年的时间内,罗山县参军的达五千余人,商城参军的三千余人。[]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五月,在苏家埠战役中,皖西地区的群众掀起了参军支前热潮,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和夫子、兄弟以及广大妇女争当红军的动人情景。[]正如中共中央巡视员何玉琳(四川人)1929年向中央汇报所讲,他们临时集合加入和我们一道作战,或在后方两旁不断地大声吆喝助威,响应(彻)山谷,敌人是最怕这吆喝声的。[]

  另外,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还通过决议、决定等方式,明确各群众团体的性质、任务和组织法等,极大了推动了鄂豫皖大别山地区的群团建设。共青团、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童子团、教师联合会、学生会、妇女会、革命互济会、济难会等群团组织,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万众一心干革命。

  3.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中国的组织体系也迅速发展。到1944年秋,总计鄂豫边区党委先后下辖地委13个,特委1个,市委1个,中心县委19个,先后管辖县委、县级工委51个。[]1944年10,中共中央决定,将鄂豫边区改为豫鄂皖湘赣边区,后通称鄂豫皖湘赣边区。到1945年8月,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委员会就下辖鄂东地委、鄂中地委、豫南地委等8个地委,地委下辖黄冈中心县委、云(梦)孝(感)中心县委等11个中心县委(含1个大工委),65个县委及工委。[]鄂豫皖大别山区党的组织体系相对于土地革命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组织覆盖的地域也已超过了大别山区实际的地理范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汇聚在鄂豫皖大别山区各级党组织周围的斗争力量中,日益壮大的抗日武装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最初由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和60多名干部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到1941年1月,由这支部队发展而来的新四军五师,全师总兵力已达1.5万余人。到中国领导的鄂豫皖大别山区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前,五师已发展到5万余人,根据地的民兵武装力量超过了30万人,先后抗击15万侵华日军和8万多伪军,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鄂豫皖大别山区日益壮大的武装力量,理应是大别山精神形成的重要主体力量之一。

  另外,在鄂豫皖大别山区抗日斗争中,围绕鄂豫皖大别山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还比较普遍地建立了统战(参议会)以及各种群团组织等。如,豫鄂区党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先后筹建了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农民、妇女、青年等救国会。到1940年10月,豫鄂边区已有14万人参加了各类群团组织。1942年6月,鄂豫区党委建立后,进一步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围绕在鄂豫边区各级党组织的周围,共同形成了鄂豫边抗日武装斗争的主体力量,也推动了大别山精神由基本形成到进一步发展。

  4.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组织系统由抗战末期的相对完善到中原突围后的分散坚持,再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的发展完善以及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区后党组织的继续坚持,到1949年5月,大别山区全境解放。整个解放时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创建巩固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形势变化,先后组建并发展了大区区委、地委、县(工)委等相对完备的组织体系。到1947年11月,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区先后建立2个大区、8个分区、33个县级(含新设置的10个县)党政军组织机构和大批乡基层政权,刘邓大军不仅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而且取得丰硕成果,建立了超过1200万人口的大别山解放区。在这期间,鄂豫皖大别山区广大的人民群众一经发动,便紧紧团结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围,如土地革命时期拥护红军一样全力支援刘邓大军。如,1947年10月,刘邓大军六纵后方机关及部分伤病员移驻罗田滕家堡一带,在当地党组织的号召下,当地群众宁愿自己受冻挨饿也要支援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滕家堡以北的落梅河地区,就先后献出军粮20000多斤,蔬菜上千担,食油500斤,土布400余匹,较好地解决了六纵队后方机关和伤病员的食宿问题。[]10月间,在皖西,潜山、岳西等县的群众,也是家家忙做拥军鞋,仅岳西一县就为大军贡献军鞋60000余双。[]在鄂东黄安(今红安)县,据统计,1947年冬至1948年春,仅七里、紫云、金牛三个区,先后给刘邓大军共捐粮100万余斤,布鞋2万双,棉衣万余套,柴草约300万斤。[]

  (三)党员干部队伍在大别山地区的规模发展,锻造了大别山精神形成的先锋力量。在锻造大别山精神的主体中,人民军队、群众团体以及普通的革命群众应当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一个群体尤其重要,他们在大别山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发挥着引领的作用、榜样的作用、主心骨的作用,他们就是锻造大别山精神的先锋力量——员及党政军团干部群体。

  1.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在党员发展方面,鄂东在党的创立时期约有20多人加入中国。1920年秋,武汉小组成立,在最初的7名党员中,来自鄂东的就有5人,分别为黄安县的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和黄冈县的陈潭秋、包惠僧。这一时期,在武汉中学、省立一师、启黄中学、省立女师、第六中学、共进中学、中华大学、师大附中等学校读书的鄂东籍学生,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培养和教育下,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武汉地区的党团组织,加入党组织后的这些青年学生很快又返回家乡成为在当地发展党员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文献材料记载,黄冈、黄梅、黄安、麻城、蕲水、蕲春、罗田7县到1927年5月,党员总数达到了1356人。[]

  在豫南,经过长期的宣传发动,1926年10月,员陈孤零、尚伯华、郑新民等在罗山城关建立了中共罗山特支,到1927春已发展党员30余人,建立了郊区、九里、青山等5个党支部。[]

  皖西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是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语罕,他早在1920年秋就加入了党的组织。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皖西一大批青年才俊相继加入了党的组织,仅1921年7月至1924年底,皖西地区就有30多人分别于上海、武汉、广州、寿县等地加入党的组织。从1924年至1927,大革命期间,皖西地区又有50多人在外地入党,这些党员回乡后,进一步推动了皖西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党员规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边区的工农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在的威逼利诱及残酷下,一大批员及工农运动的干部遭受杀害或。八七会议召开后,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分别遵照湖北、河南、安徽三个省委的相关指示,一方面寻找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一方面又结合新的斗争任务、斗争形势,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在鄂东,到1929年5月,黄安县党员发展到800余人,…。麻城县党员发展到700余人,…。孝感县党员发展到180余人。[]在豫东南,到1929年2月,党员发展情况为:商城县373人,固始县200余人,罗山县100余人,光山县50余人,潢川县40余人。[]在皖西,到1928年10月,仅六安、霍山、霍邱三县的党员就超过了300人。由此可见,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这一时期鄂豫皖大别山地区,党员规模扩展很快。到1930年1月,鄂豫边区仅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县统计,党员发展到1862人。[]皖西的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合肥六个县党员发展到1500之谱。[]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连同红军的党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员规模一度发展至23000余人。后来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大别山区,斗争的失利再加上内部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根据地党员规模锐减,到1933年9月,鄂东北各县党员已不足200人。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率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及其艰难的条件下,党的组织有所恢复,党员也曾达到千余人。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随着鄂豫皖三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根据地各项事业对干部的需求不断增加,缺乏干部的问题非常突出。这一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干部的来源主要是中央选派以及本地培养,但中央选派的只能是少数主要领导干部,大量的干部都是在本地选拔培养的。本地干部的培养一方面是通过不断斗争实践选优培养,另一方面办训练班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鄂豫皖苏区举办干部训练班,在苏区鼎盛时期遍及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各县,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其中规模较大有新集列宁高级学校和彭杨军政干部学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在校学生最多时有200余人。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起初在红安县的七里坪创建,后迁往新集,主要培养红军排、连、营军事干部。从1931年2月创办到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共培养超过700名干部。

  3.抗日战争时期。在豫南,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恢复时,有组织联系的党员只有60余人,1938年2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彭雪枫带领一批红军干部来到竹沟,仅仅三个月后,党员就发展到了500名。在豫东南,1938年4月成立中共豫东南工委,6月豫东南工委又改建为豫东南特委,到8月,豫东南特委所属各县党员已发展到318人。在鄂东,1938年6月,在七里坪成立中共鄂东特委,之后随着党组织的不断恢复健全,不到一年,中共党员规模已达到15多人。在皖西,1938年1月,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在寿县成立,到1938年8月,仅立煌一县就有党员200多人。1939年12月至1942年9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成立后,先后组织召开了四次组织工作会议,在大力发展党员队伍上不断着力,使当时党员队伍在数量、质量及发展管理上都有了很大提升。据统计,1940年7月,边区党委召开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时,全边区地方上党员有1万多人[]到1942年4月底,全边区党员发展至5万多人,在部队中党员占总人数32%左右,在地方上有30多个县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党组织。[]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组成边区干部队伍的基础主要有四个部分。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一些经过战争考验的红军和其他老干部。二是武汉沦陷前后,在竹沟、汤池、七里坪、六安县、立煌县等地,由党通过训练班等形式培养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开办四期抗大式的军政教导队,培训学员1400余人;以新兵队名义举办了六期党训班,培训县、区委干部千余名;此外,还举办地方武装干部、电台、机要、卫生、司号、供给、妇女等各种专业训练班。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经竹沟培养的干部有3000多人,其中党员2200余人。[]中共湖北省工委举办的汤池训练班,共培训抗日干部600多名。从1937年10月起,七里坪训练班共培养干部600余人。1938年3月起,中共安徽省动委,先后在六安县、立煌县举办干部培训班,广大的爱国进步青年,经过短期政治训练后,被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三是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开封等地撤退来的流亡学生。四是从统治区经地下党陆续输送来的青年干部。这些干部在总体上构成了鄂豫边区干部队伍的基础,为边区抗日根据地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边区党委成立后,又先后创办边区党校、洪山公学等为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持续地输送人才,为边区的不断发展壮大提供源源不断的干部人才保障。

  4.解放战争时期。自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中原军区广大的党员干部连同中原军区部队及广大的人民群众,牵制了30余万部队,为中共中央更好应对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赢得了准备时间。194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率中原军区部队一举杀出军30余万大军的重围,中原突围,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这期间,一大批党员干部随中原部队转出中原解放区,转出大别山,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及中原军区也留下了一批党员干部和游击武装,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自中原突围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年多时间里,大别山区的斗争极其险峻,中原解放区几乎全部被占领,勉强保留下来的零星区域,还在敌人的反复清剿下,党员干部们只能辗转游击、浴血奋战。这一时期,鄂豫皖大别山地区的党员干部主要在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中共陂安南中心县委、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以及中共皖西工委等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的党员干部克服重重困难,实行高度分散活动,有时几个人为单位,有时十几人、几十人等,使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区。如,在鄂东,到1946年9月底,随着鄂皖地委副书记何耀榜等与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刘名榜,在东西大山一带(大别山区的天台山、老君山)汇合,聚集在东西大山的革命干部(不含游击队员)有100余人。[]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保障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重大决策,部队南下之初,、就从太行、冀南老解放区带来大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仅第一批南下的干部就有1858人,包括大区党委级、地专级、县级、区级等。这些干部一到大别山便很快融入了党的各级组织,有力地保障了大别山解放区的创建。1948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广大的党员干部继续领导本地军民坚持内线斗争,直至大别山全境解放。

  在中国的领导下,鄂豫皖大别山地区党政军民经过长期的奋斗、建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也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大别山精神。而创造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主体正是在鄂豫皖大别山区域内广大的党政军民,这其中,党的组织是核心,汇聚党政军民各方力量,保证斗争方向;党员干部是先锋、是模范,发挥了中坚作用,在斗争主体中起主心骨作用。

  (作者:贺宗凯,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红安分校、湖北红安干部学院教务处(教研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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